习近平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P20)突出强调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深刻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注重加强党对思想、组织、军事等各方面的领导，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同时还提出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体现了对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不懈探索，蕴含着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的丰富内涵。深刻考察这一时期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使全党在任何时候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重要意义。

统一党内思想认识，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前提。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首先要解决党的指导思想问题。抗战时期，为统一党对根据地的领导，改进党政军民关系，对党政军民各方面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纠正错误思想，肃清歪风遗毒。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确立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开展整风运动，进一步纠正错误思想影响，肃清党内不正之风，使全党在思想上达到空前团结与统一；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与全国人民的一面旗帜。

1．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统一党内思想认识

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统一党内思想认识，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不难看出，统一党内思想认识的目的在于坚持和维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地位。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上下一致抗日，并于8月洛川会议上制定了一系列抗战路线与方针政策。正当全党在全面抗战路线指导下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时，党内右倾错误随之出现。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教条主义批判洛川会议上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与政策，特别是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如，在统一战线上，王明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混为一谈，认为当前形势下“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主张国共两党“谁领导谁，谁统治谁”，是将来看力量的事，现在应该是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2](P541)他不顾抗战实际，教条地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张，甚至强调国共两党“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2](P537)而国民党模糊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独立自主性，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削弱党在统一战线上的指挥权、领导权。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问题的争论，其实质是国共两党关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争论。王明迁就、妥协国民党，弱化甚至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将抗战胜利寄希望于正规军的主张曾一度蒙蔽很多同志，造成党内思想的混乱，影响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不利于正确抗战路线的执行与落实。对此，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与纠正。

一方面，针锋相对地批判王明的右倾错误。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3](P524)他正确分析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妥善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和”与“争”矛盾，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上的独立领导权，为有力回击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注重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王明犯右倾错误，根本在于没有真正做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抗战实际有机结合。基于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着重谈到理论“学习”问题。他讲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3](P533)具有普遍指导性，不应把它“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3](P533)积极学习它所蕴含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同时，他还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3](P534)委婉地批评了右倾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抗战具体实际相脱离，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无法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挥其在中国抗战中的伟大力量，毛泽东进一步向全党提出，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3](P534)从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厘清了党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的模糊认识，统一了党内思想认识。这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巩固党在根据地的领导地位提供思想保证。

2．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巩固党的思想领导

整风运动，整的就是思想上的不正之风。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是维护中央权威、确保全党在思想认识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重要举措。没有指导思想上的统一，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党的领导。而这一时期，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思想影响尚未彻底清算，党的作风问题仍然存在，妨碍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时，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将其主力对准敌后战场，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内外夹击的处境使党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内部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团结统一，需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统一，才能更好地维护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此，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

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干部的思想作风关系党的领导地位的坚持与巩固。整风首先整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深刻批判了主观主义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4](P797)单纯为学理论而学理论的弊病，揭示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际相统一的原则。毛泽东明确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有的态度与方法，即“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4](P801)进而向全体党员干部提出在实际工作中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研究、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析研究、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要求。

1942年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展开。毛泽东分别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明确整风的任务、要求，为全体党员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开展整风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作风分别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4](P812)是党员及其干部在思想方法、工作态度上存在的问题，号召全党同志要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4](P814)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结论。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整风运动深入开展，使党员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抗战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形成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促进全党在思想认识的统一，为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在整风基础上，党中央对党的历史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与总结，审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所作的历史贡献，使“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4](P998-999)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对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起到重要作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完整的概括，强调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5](P332)从而确立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综上可见，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有着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正确认知。毕竟，不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不明确党的核心指导思想，不巩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革命事业就会陷入险境，党的地位就会受到动摇，各项工作就会失去明确方向。

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治保证。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全部工作与战斗力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党能否长期执政以及执政能力与水平的提高。因此，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十年内战，使党员数量锐减，党组织力量惨遭削弱。抗战时期，党通过发展党员数量、巩固壮大党的组织以及推动组织工作由延安转向全国等方式建设成一支全国性大党，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重要战斗堡垒作用，同时，也为日后党成为全国执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奠定组织基础。

1．发展党员数量，巩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坚持党的领导，保障党的坚强团结，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巩固党组织。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与党的活动主体。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不断壮大党员队伍，改善党员队伍结构，提高党员队伍素质。七七事变开启全国抗日战争，在民族存亡紧要关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的历史使命落在中国共产党肩上。然而抗战初期党组织力量较为弱小，“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6](P186)力量远落后于其政治影响。为此，党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认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目前党迫切与严重的任务”，[6](P186)主张将发展党员作为各级党支部经常性的重要工作来抓，反对关门主义倾向，要逐步向工农、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官兵等开放，吸纳他们入党。在该决议指导下，各地党组织与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7](P508)扩大了党的组织。但这种突击式发展党员也使一些问题凸显，一些投机分子与奸细混入党内，影响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与党组织的巩固发展。

针对此种情况，193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将“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8](P580)并明确提出具体的巩固方法。主要包括：首先，清除党内异己分子。针对一些地方一味追求数量而突击式发展党员，有的地方甚至集体加入或不经个别审查就吸纳入党的情形，中央组织部强调必须自上而下“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8](P580)对各级党组织机构加以清理巩固，确保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可靠性纯洁性，保卫党的组织。其次，加强党内学习教育。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纠正各种“左”右倾错误思想，维护党内思想上的一致，是巩固党的中心环节。陈云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9](P807)要求广大党员及其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针对不同环境、不同人群提出不同学习方法，目的在于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部分党员干部头脑中仍存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使他们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统一党内思想认识。最后，加强党的纪律教育。纪律教育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保证。针对抗战的复杂性、残酷性，以及抗战中刚加入党组织的大量新党员缺乏严守党纪的习惯，陈云指出，严格遵守党纪是坚持党的领导、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9](P196)要求党员及其领导干部严格遵守党规党纪，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9](P196)的组织原则，不搞特殊化，用纪律来严格约束广大党员的行动，维护党组织的团结统一，拥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各种投降分裂倾向。正是遵循这种“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原则，各地党组织不仅保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为奠定党在全国的执政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2．党的组织工作由延安转向全国，为建设全国性大党打开新局面

组织工作是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的主阵地，党组织是党的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与创造力的不竭动力。组织工作的发展是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内容。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党的组织工作历史性突破。红军达到陕北后，党组织破坏严重，党员人数剧减，党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内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针对国民党政府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做法，洛川会议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实行全民族抗战路线，并进一步提出党的任务是组织动员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10](P474)同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当前党组织中存在着党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了解不够，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的力量不足，干部队伍缺乏等问题，党组织的力量远落后于其政治影响，为此他提出党要“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10](P656)主张要在各地建立领导机关，设立党报及发行网，利用一切机会、活动“下山”，争取党在全国的公开地位。1938年10月，张闻天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他提出“组织任务，服从于政治任务”，[6](P665)明确了当前党的组织工作的总路线是：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加强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党，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在抗战中能够起重大的以至决定作用的党”，[6](P666)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组织工作任务与路线的提出，为党创造性地开展组织工作指明了方向。

将党的组织工作推向全国，建设全国性大党，是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重要条件。只有建设全国性大党，领导人民争取革命胜利，才能赢取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进而由领导人民为争取革命胜利而奋斗的党发展为掌握全国政权而长期执政的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深刻认识到，建设全国性大党的重要性、紧迫性。他在1939年4月1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建设全国性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强调中央组织部要大胆管理，不仅要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开展组织工作，还要进一步扩大范围，走向全国，向国统区、敌占区开展组织工作。此后，他根据不同地区党组织工作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组织工作方针政策，为建设全国性大党准备条件。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国统区开展组织工作。陈云指出，国统区的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轻视国统区党的组织工作是错误的，不利于抗日的坚持与胜利。他深刻把握国统区党的组织工作所面临的情形，指出这一地区党的组织是秘密组织，必须执行“精干隐蔽”“党内小党外大”[9](P229)的政策，既严密党的内部，精干党的队伍，提高党员质量，又积极开展党外群众工作，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同时还指出要处理好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关系，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9](P236)的方针，实现党组织在国统区的任务：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积极争取国民党中的革命力量，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二，在敌占区开展组织工作。敌占区党组织工作开展与国统区采取的方法基本相同，但敌占区比国统区面临更大的危险，而且党在该地区的组织工作经验不多，因此，对该地区党员质量要求更高，保密工作更严格。除了执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9](P236)的方针政策外，陈云还创造性地提出在敌占区“领导机关要放在外头”的新方针，主张将领导机关设在敌占区外面，从外部指挥敌占区内党组织工作，确保领导机关安全，避免出现领导机关遭破坏而整个党组织工作瘫痪的情形。正是这些切合不同地区具体实际的方针政策，调动了各地党组织的积极性，有效促进党员及党组织的迅猛发展，至1945年，党组织遍及全国各地，党员数量增至121万。这一伟大成绩的取得是党的领导集体对党组织工作的审时把握，是对党的组织工作开展规律的度势认知。正是在党的指挥与引领下，党的组织工作辐射面逐渐扩大，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并最终发展为全国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

加强党的军队建设，保障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关键所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们党和国家特有的政治优势。历史证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险阻的法宝，是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坚强支柱。抗战时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受到来自党内外的严峻挑战。党通过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及“党指挥枪”的原则，加强党的军队建设，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军事基础。

1．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巩固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正确处理国共关系的根本原则，这个原则的实质是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其中包括对军队的领导权。抗战时期，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面临内外挑战。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借红军改编之际，同共产党争夺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教条主义试图放弃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牢牢掌握住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首先，提出保障党对人民军队的单一领导。面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企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断然拒绝其关于红军改编后的军事指挥和人员安排要求。毛泽东告诫全党，必须认识到手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决不能“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3](P546)否则会重蹈历史覆辙，致使革命最后失利。关于如何解决兵权问题，彭德怀提出了“保障共产党的单一领导”[11](P4)的思想，认为“保障党的单一领导”是红军改编后的中心问题，并提出通过增加工农在军队中的比例，保障其在军队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传承政治工作传统，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等措施来保障党的单一领导，要求所有红军及一切游击队接受改编后绝不能在党的绝对领导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性的动摇。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依旧由共产党来领导，而且是共产党独立领导，这是人民军队必须坚持的政治底线。其次，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洛川会议确立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军事上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同年，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批评了洛川会议强调的独立自主以及民主、民生都是错误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对外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2](P558)强调“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无条件迁就国民党，甚至还要求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6](P172)等，实际上削弱甚至放弃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王明右倾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报告中，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指出：“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3](P540)正确的方针是党坚持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始终保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抗战时期，党始终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独立领导和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在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既巩固了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又壮大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

2．提出“党指挥枪”的原则，杜绝军队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不良倾向

“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和强军之魂。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命脉所在。离开党的领导，人民军队就会失去前进目标，偏离正确轨道，甚至走向邪路。抗战时期，由于长期处于敌后分散作战的游击环境，使军队干部尤其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具有较高的独立自主能力。红军改编后，一些军队干部出现了把军队看得比党大、不尊重党、向党闹独立性的思想倾向。具体表现在：有的干部把军队看做个人的势力，不服从上级命令，一些个别分子甚至“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3](P392-393)针对这种闹独立、不愿接受党的领导的严重倾向，党中央进行了严肃批评，要求“必须在部队中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思想斗争，以期杜绝这种不良倾向！”[12](P1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3](P546)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3](P547)“党指挥枪”原则的提出，充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内涵。

为更好地落实“党指挥枪”的原则，首先，健全和加强军队的党组织建设。军队的党组织建设，是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重要组织基础，是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在军队领域的具体体现。军队党组织在军队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利于保证军队始终处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确保人民军队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任弼时将党组织看作是“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13](P303)并给予高度重视。加强军队党组织建设首要理顺党组织与行政系统之间的关系。在《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中，朱德指出：“行政系统必须遵守与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完成党所给它的任务，使党健全起来，使党起核心作用。”“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必须经过行政系统来执行，来体现”，[14](P410)纠正了以军队来领导党或以党的工作代替行政工作的错误倾向。其次，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军队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保证。抗战初期，为适应国共合作曾一度取消了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设立政治部主任为军队首长的主要助手。这一改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革命政治工作的开展。1937年10月，经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建议，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和各级政治机关，军队的政治工作获得了很大提升。谭政曾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中总结建军以来政治工作经验时评价到：“抗战初期，曾经一时迁就国民党，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这是错误的。后来改正了，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地位，这是很对的。”[15](P458)只有抓好政治工作，才能保证党的主张、意志在军队中得到贯彻落实，保证人民军队听党话、跟党走，这是军队中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再者，开展形式多样的政治运动。抗战时期，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先后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开展了整军运动、军队整风运动、拥政爱民运动、尊干爱兵运动等，使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转变，对加强与巩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之，加强军队党组织建设与军队政治建设，保证了“党指挥枪”原则的贯彻落实，使军队领导干部能自觉地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彻底根除向党闹独立性的危险倾向。这是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在军队中的具体运用与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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