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自2005年底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增设以来，理论界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十几年过去了，理论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研究依然需要深入。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之于学科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乃至专业课程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等方面，理论界已形成了共识；然而，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价值所在等问题，则尚未形成共识。这实际给我们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创造了极大空间。本文主要通过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统一的三大视角，对如何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以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价值何在做出进一步探讨。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史上存在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两条道路”进行了研究，肯定并赞扬了“第二条道路”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认为“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P25)马克思在阐述“第二条道路”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关联性。他指出：“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1](P26)以劳动范畴为例，对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劳动进行抽象，劳动就成为“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1](P28)就成为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表现出对历史关系抽象的同时，也适用于一切现代社会关系的抽象，从而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1](P29)可见，马克思强调了理论研究中在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反映各个范畴之间的辩证逻辑联系时，需要按照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研究。因为逻辑是对历史的一种理解，是用概念体系来反映历史，而历史则是通过逻辑的方式再现出来的。当然，各个范畴之间的辩证逻辑联系必须“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1](P32)

马克思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问题，之所以能够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打破来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困扰，做出科学的、正确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关键就在于他以其创立的唯物史观为基础，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整体和它的表现形式，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灭亡的趋势。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告诉人们：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P22)马克思强调，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在于，“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P22)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使马克思从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经济过程出发，研究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为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必须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

在学术界，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中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图景，提出了多种形式的整体性，如形成的整体性、主题的整体性、方法的整体性、理论的整体性、发展的整体性、形态的整体性等，认为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始终，我们必须把整体性作为一种框架来理解马克思主义。[3]对于多种形式的整体性，究其实质而言，都可以毫无例外地归入三种形式中，即逻辑整体性、历史整体性和方法整体性。

所谓逻辑整体性，反映的是理论构成所呈现出来的内在复杂的逻辑关系。在马克思那里，正是他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初始，就提出的“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马克思计划他的研究“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4](P111)显然，“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是“不同的、独立的”问题相联系的整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的联系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整体。后来，在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中，唯物史观的创立，以及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证明，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形成的共产主义学说和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性的证明，更是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整体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里，逻辑整体性就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各构成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统一。此外，还可以深入具体到构成内容的各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上，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之间的内在统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统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间的内在统一，等等。

当逻辑整体性关于理论构成所呈现出的内在复杂的逻辑关系，从逻辑继承、逻辑脉络和逻辑发展的角度反映出来时，它就会转化为历史整体性，这就是理论逻辑统一于历史逻辑，表现为对历史逻辑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较为突出的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世界主义”现象和无产阶级革命重心转移，使马克思原先关于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的研究转向落后国家经济关系的研究，由《资本论》的创作转向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历史整体性的眼光尤为重要。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在以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时代条件下，是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是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样反映的是历史整体性的研究。“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是历史整体性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5](P21)强调了历史整体性关于特定理论的逻辑继承、逻辑脉络和逻辑发展，是和具体的现实紧密结合的，研究理论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必须放到具体实践的变化发展之中。

研究逻辑整体性和历史整体性的科学性，必须研究它的基础即方法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就在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掌握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复杂的逻辑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必须把握和遵循唯物辩证法。没有唯物辩证法，没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方法整体性，没有方法整体性的运用，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整体性和历史整体性，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当代展现出强大的具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关键就在于遵循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看世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6]是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中逻辑整体性、历史整体性与方法整体性之间关系的重要方法论。

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是马克思总体方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生产是总体”为前提，在分析社会生产四个环节“构成一个总体”的基础上，论述了从“具体总体”到“思维总体”，再到“具体总体”的过程。他指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1](P25)从“具体总体”到“思维总体”，再到“具体总体”的过程，是一个从研究到叙述的过程，是一个经过人的思维这一“专有方式”对具体总体进行加工，上升到思维总体，在思维总体中再现具体总体的过程，也即“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1](P25)从“具体总体”到“思维总体”，再到“具体总体”，是马克思总体方法的要义和精髓。显然，总体方法是理解社会经济关系构成及其运行的根本方法。马克思将总体方法的这一要义和精髓运用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及其运行，其中体现出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在讨论政治经济学范畴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总体结构中转化的关联性时，认为总体结构中范畴的运动具有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特征。马克思在《资本章》中说明了不同范畴的转换在共时性与历时性上是互补的。例如，他在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这两个范畴之间转换的关联性的分析中，认为二者的转换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历时性。马克思认为，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的洪水期前”的过程，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7](P451)资本原始积累作为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7](P452) 因此，如果仅从范畴的历时性角度考察，资本原始积累理所当然地应该排除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结构之外。二是共时性。马克思指出，按照“我们的方法”，在确定“研究的是已经生成的、在自身基础上运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同时，也不排斥对“现代资本的形成史”的考察，[7](P208)因而“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7](P452-453)因此，原始积累范畴的历时性，并不会妨碍这一范畴进入总体结构的考察范围。相反，在总体结构内范畴运动的一定点上，资本原始积累将转化成资本积累的共时性范畴，从而形成这两个范畴之间的新的运动序列。简而言之，资本原始积累作为历时性范畴，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总体结构中会转化为资本积累这一共时性范畴。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这两个范畴之间转换的关联性的分析，既深化了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内部各范畴运动连续性的认识，也深化了我们对这一总体结构自身的运动趋势的认识。

将马克思总体方法中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方法运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宏阔的、崭新的，同时也能给我们带来重要启迪的研究架构。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中，从共时性的角度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从历时性的角度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二者是可以形成互补的；也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具有共时性研究特征，马克思主义史整体性具有历时性研究特征，二者并非是对立的，也并非是割裂的，二者的统一性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方法。

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共时性研究，反映的则是一定时段一定范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性研究。例如，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共产主义学说三者统一的研究，正是要说明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而在习近平这里，对于“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等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正是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理论整体性的这种共时性研究，其科学性在于必须将共时性研究放入历时性研究之中，在史论结合中凸显理论整体性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史整体性的这一历时性研究对于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把握理论的真理价值，其意义是非凡的。马克思主义史整体性的历时性研究，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发展的连续性、总体性，告诉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历史化的进程、不断变化发展的整体进程。历时性的研究，可以避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碎片化，避免“历史中断论”，可以从思想发展的长河中动态地分析问题，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马克思与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马克思自身在青年、中年和老年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与列宁的关系，马克思与邓小平的关系，马克思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关系，等等。这种历时性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关于“源和流”“前人与后人”“马克思、恩格斯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的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推进意义的，同时也告诫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中，必须防止马克思主义学院“非马克思化”的趋向。

共时性与历史性的统一，表明了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史整体性的统一性。就拿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来说，对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共产主义学说三者的统一，不是一个简单地从三大理论的相互关系上去说明的问题，而是要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从理论的演化和发展角度去认清的问题。从唯物史观的创立到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再到共产主义学说的完成，是马克思在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整体关系，这三大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需要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进程中来体现。显然，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中得到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史整体性的统一，说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研究，无法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而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史整体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科学性、准确性都会大打折扣。由此可见，从共时性与历史性相统一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必须在研究“两个关系”上下功夫，即一是整体性与时间的关系，说明整体性只有在时间中、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才能得到展现；一是整体性与空间的关系，说明整体性只有在对部分、具体的理论问题之间关系的把握中才能得到展现。

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是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为一体的，既要研究宏观层面的理论，也要研究微观层面的问题，既要研究体系框架、本质规律，也要研究具体问题。宏观研究表现为一种宏大的、完整的叙事，强调的是大场域、大构想，表现为全局性的总体研究，它可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及规律，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趋势；微观研究则表现为具象性研究，强调的是具体、个案，表现为局部性的具体研究，它可以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各具体理论的准确性，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既需要宏观研究，即从体系、主题、规律等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更需要有微观研究，即从马克思主义内部各个具体理论问题上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宏观研究引领微观研究，微观研究支撑宏观研究，二者只有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如果我们强调具有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构问题，那么毫无疑问，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宏观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确定为前提，以马克思主义三大主要组成部分为基础，运用理论原理、理论原理运用、理论原理发展三者相统一的方法，构建具有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呈现出的马克思主义三个层次理论原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8]不仅使我们能够观察到逻辑整体性、历史整体性、方法整体性在体系构建中的运用，使我们能够通过具有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领会到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体现，而且还能够使我们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割裂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的说法，形成深刻的认识和有力的研判。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宏观研究于教材体系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尽管教材体系不是理论体系本身，需要进行转化，但是，这一宏观研究成果的理论体系，由于是围绕研究主题而形成的逻辑严密、结构合理的知识系统，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命题经过严密论证和推理而构成的，因而就已奠定了教材体系形成的基础。教材体系是在坚持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完整性的基础上，注重内容的“精”和“管用”，以及简明性、实用性、针对性的。没有科学、准确、合理的理论体系，就不可能有随之转化而来的教材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无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的构建，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课程教材体系的构建，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宏观研究为前提。只有从宏观角度研究清楚马克思主义，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防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庸俗化和教条化，才能真正做到理论研究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服务，为学科的专业课程教学服务，也才能真正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力量。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还必须深入到微观层面，强化马克思主义各具体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将逻辑整体性、历史整体性、方法整体性贯穿于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解和研究之中。劳动、实践、真理、社会形态、商品、货币、资本、阶级等的研究属于微观研究，物质本体论、对立统一规律、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也属于微观研究。加强对具体问题、具体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有助于解决研究中、理解中存在的偏误，回应现实中存在的各种争论，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以劳动价值论为例。劳动价值论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中最易误读、误解的理论，是一个自《资本论》诞生以来倍受资产阶级学者质疑和攻击的理论，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在发展的现实中不断创新的理论。开展劳动价值论的整体性研究，对解决理解、发展、创新问题都是大有裨益的。

从逻辑整体性角度研究劳动价值论，[9]一方面，可以全面把握劳动价值论的整体内容，认识到劳动创造价值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同为劳动价值论的构成内容，马克思不仅在《资本论》第一卷充分阐述了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而且在《资本论》第三卷还对价值的内在转化形式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从逻辑整体性角度研究劳动创造价值问题，同样也会认识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不仅从抽象角度分析了劳动创造价值问题，而且还从资本主义现实角度具体分析了劳动创造价值问题。只有把劳动创造价值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把握劳动价值论，才能不断丰富和伸展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规定，澄清理论界关于劳动价值论争论中的各种谬误。因此，从逻辑整体性角度研究劳动价值论，是解决误读、误解甚至曲解劳动价值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发展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研究路径。另一方面，可以在把握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整体性基础上发展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全球化的复杂发展中，虽然“逆全球化”乱象不可能影响劳动价值论的作用及其运用，但是，劳动价值论的社会规定即发生作用的范围远比马克思当时研究的情况复杂得多、具体得多，劳动价值论的一般规定即如价值创造、价值决定、价值规律、价值转化等，在与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两种制度并存中的竞争，以及全球基本矛盾带来的难以解决的全球问题等的现实结合中必然发生作用。遵循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逻辑整体性的思路，发展、创新劳动价值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任务。

从历史整体性角度研究劳动价值论，[10]可以全面地了解和把握马克思对待劳动价值论的态度，马克思是如何经历了一个从怀疑到靠近、肯定，再到创新劳动价值论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只是一个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认知、研究、创新过程，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在经济学研究中创立、运用唯物史观，实现了劳动价值论与唯物史观内在结合的过程。通过劳动价值论历史整体性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认识到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结合的重要意义，正是这一结合，才使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才使马克思能够系统地、完整地创立起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也才使我们能够真正把握劳动价值论的内在本质。从方法整体性角度研究劳动价值论是蕴含在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整体性和历史整体性的研究之中的，没有方法整体性，是无法完成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整体性和历史整体性研究的。因此，从历史整体性角度研究劳动价值论，讲到底，就是当我们走向历史深处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时，通过方法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完全可以把握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整体性，从而才能真正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信奉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参见韩庆祥等.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J].哲学研究，2012，（8）（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6]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N].人民日报，2018-04-25（1）.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张雷声. 世界观、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J].教学与研究，2011，（12）.

[9] 张雷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整体性[J].教学与研究，2018，（4）.

[10] 张雷声，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历史整体性[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